神圣的五星红旗随着庄严的国歌升起在香港上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彻底洗雪民族耻辱的欢欣仍回荡在胸中，转瞬香港已回归祖国整整一年。抚膺沉思，感奋交加。一个半世纪以前，英国侵略者以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强行割离祖国母亲的肌体。但是，这一切从来就不能把香港这个宝岛从中国人民的心中分割出去，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血脉相通，休戚与共。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人民为拯救与建设祖国的奋斗历程中，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一不与香港息息相关，无一不留下香港同胞共同奋斗的足迹。
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之际，同时迎来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六十华诞。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由宋庆龄于抗战初期在香港创建的抗日救亡团体，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战时救助机构。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至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转移至重庆，“保盟”在香港近四年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华儿女血浓于水、英勇不屈、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精神与情怀。
1937年7月7日，以芦沟桥事变开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华民族伟大而悲壮的反侵略战争亦由此爆发。11月，日寇占领上海；1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陷落。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宋庆龄在上海的处境十分危险。中国共产党对宋庆龄的安危十分关切，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电示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请她撤退至香港的建议。1937年12月，宋庆龄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中国共产党人掩护，安全到达了香港。
中国共产党建议宋庆龄转移至香港，除了出于对她安全上的考虑以外，同时还考虑到在香港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以及宋庆龄在这里开展工作的诸多有利条件。香港当时是所谓“保持中立”的自由港。这里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爱国人士，其中不少人是宋庆龄的战友。许多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到达香港，或经此转赴内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香港有着比内地其它地方更为宽松的活动空间。在这里开展抗战活动需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战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便更好地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力量。宋庆龄正是这样一面旗帜。同时，宋庆龄还长期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与世界各国的进步组织与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她不倦地在中国人民的自卫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间架设桥梁。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立即为抗日救亡而展开广泛的联络。当她正在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而奔走的时候，周恩来在汉口会见了率领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的白求恩医生和曾到延安访问的《每日先驱报》记者、新西兰作家杰姆斯·贝特兰，研究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援助等问题。周恩来请贝特兰将八路军、新四军的需要转达给宋庆龄。1938年3月，贝特兰与宋庆龄会见。随即他们筹划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在救亡活动中，宋庆龄始终贯彻团结最大多数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因此，她发起组织并领导的救亡团体取名为“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宋庆龄先后邀请了一批中外著名人士作为“保盟”的发起人。他们中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教会驻港主教何明华等，还有冯玉祥、颜惠庆等。她并且以革命家的气魄，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邀请在政治上长期分道扬镳的亲属，如孙科、宋子文等，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宋子文应邀担任了会长，宋庆龄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还有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爱国华侨邓文钊除担任中央委员外，还兼任“保盟”司库，倾家资以支援抗战。大批不同阶层，不同政见的各界人士，纷纷聚集在团结御侮的旗帜下，积极而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他们当中有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柳亚子、胡汉民的女儿廖梦醒、柳无垢、胡木兰等，有香港首富何东爵士的女儿何娴姿，也有如通讯员潘标这样的贫苦青年。
“保盟”建立后，根据宋庆龄倡导的“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哪里”的原则，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作。
首先，“保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伤。“保盟”始终把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提供医疗服务作为神圣的职责。著名的白求恩大夫和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以及由柯棣华、巴苏华、卓克华、木克华等组织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就是通过“保盟”的安排和帮助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的。1939年，美国朋友约翰·桑勒克诺弗特爵士捐赠了一辆前线急需的巨型流动手术救护车，宋庆龄立刻委托贝特兰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将救护车和600箱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出发那天，3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经由印度支那的海防，行程2000多公里，除了山路崎岖颠簸外，屡遭日本飞机的袭击，历尽艰辛，最后终于送达延安国际和平医院。1939年，宋庆龄发表了《我们的第一年》一文，总结了“保盟”成立后一年来的工作，其中介绍“保盟”在第一年中收到各国朋友捐助约25万港元。这些捐赠大多用以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送往前线和各地的国际和平医院。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近四年内，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并为前线输送上百名外国医务人员。他们在战地救伤和医疗服务的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和制药厂，并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医疗卫生知识的医务工作者，解决了前线和根据地的燃眉之急。
其次，“保盟”十分关注宣传工作，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宋庆龄始终认为，把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情况向全世界作真实的报道，是争取国际援助的有效办法。她身体力行，经常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致函海外友人，动员人们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39年，“保盟”出版了英文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各国人民和华侨真实地报道中国的抗战，特别着重介绍因国民党当局的封锁而为世人不甚了解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奋斗精神。1941年，“保盟”又增加出版了中文版的《通讯》。在“保盟”的宣传工作中，宋庆龄的友人贝特兰和爱泼斯坦出力最多，他们曾长期担任《通讯》的主编，除为《通讯》撰稿外，还为国外许多报纸撰稿。《通讯》的撰稿人大多是战地工作者或熟悉前线情况的人员。宋庆龄有时也亲自撰稿。宋庆龄的友人格兰尼奇创办的《中国呼声》，也为“保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正如宋庆龄在《真实报道的传统》一文指出的：“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在为中国的斗争争取国际同情、为前线与敌后的战士争取物质援助方面要负起责任，并且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庆龄选集》下卷，第376页）“保盟”能够团结无数海内外人士共同奋斗，得力于它有效的宣传工作。
再次，“保盟”还一贯致力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保盟”成立伊始，宋庆龄即宣布它的宗旨是“帮助打赢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它在物质上，首先把援助送给反侵略的战士们；在道义上，它“既不支持也不曾支持过不干涉政策”，“主张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利和义务来帮助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宋庆龄选集》上卷，第377页）。因之，“保盟”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沟通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系。它先后出版了20多种刊物，发往世界五大洲，使世界人民及时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理解中国人民“不仅是为自己而战斗，并且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理解“帮助中国人民，就是帮助他们自己”这个道理。协助创建保卫中国同盟的贝特兰曾两次奉宋庆龄之命，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宣传“保盟”，并协助“保盟”与这些国家的进步团体和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保盟”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宋庆龄的美国友人耿丽淑，也受宋庆龄的委托，从上海返回美国，组织美国援华会等友好团体，得到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母亲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援。他们募集的款物直接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持，在“保盟”的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工合”成立于1938年，主要发起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等。“工合”的宗旨是组织饱受战争灾难的人们进行生产自救，它不但生产了战时急需的民用和军需品，而且使许多工人连带技术设备得以保存下来，并从日本占领区转移到抗日地区，从而为战时及战后培训了一批有技能的生产者。1939年1月，宋庆龄建议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以便更直接地得到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的资助，她亲自兼任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在香港，宋庆龄多次发起为“工合”募捐筹款的义卖和义演。1941年7月，她为“工合”发起了一次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为其募集赈济黄河水灾难胞基金，她自己亲自担任这次运动的名誉主席。捐助者购买一张餐券，到指定的餐馆享用一碗炒饭，所得款项全部捐赠“工合”。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香港的一些酒楼、茶室踊跃参加。宋庆龄还在开幕式上义卖了她珍藏的孙中山遗墨和其他纪念品，带头捐助。“一碗饭运动”大获成功，捐助日期一再延长，所得25000元港币全部赠予“工合”。
“保盟”组织本身就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体体现。如前述，不少国际友人参加了保盟的创建和具体工作，有些甚至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献出了鲜血和生命。如爱泼斯坦和他的未婚妻，在香港沦陷后被囚禁于日本的集中营，历尽磨难，才得以逃脱；保盟名誉秘书、港英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则一直被囚禁至抗战胜利；贝特兰和“保盟”的名誉司库诺曼·弗朗士，在日军进攻香港时，参加了城防志愿作战队。在香港保卫战中，弗朗士英勇牺牲，贝特兰则不幸被俘，在囚禁中受尽虐待和折磨，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恢复自由。
正如不少国际友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一样，中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用血肉筑成长城，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也作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救助战灾儿童，也是“保盟”的工作重点。“保盟”成立后，在向世界发出的第一份带有插图的传单上，就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深切地认识：“他们代表着未来的一代。他们将要在他们父母正在战斗、受苦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第5页）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存下来”，“保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保盟”的帮助下，不但在国统区，而且在正在进行艰苦战斗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许多孤儿院和其他机构，给孤儿和流离失所的难童提供生活保障和医疗教育，组织他们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并进行技术训练，使他们在自救的同时，获得知识与技能，使他们在将来成为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重要力量。
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四年的日子里，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与香港人民的热情支持分不开，同时，也与宋庆龄的领导艺术和她高尚人格的感召力分不开。在香港期间，长期分道的宋氏三姐妹，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大义前重新携手，共同出席“保盟”和其它爱国团体的救亡活动，又一同飞赴当时的“陪都”重庆宣传抗日，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宋庆龄常常邀请香港的一些要人和名流出席“保盟”的募捐活动，为抗日救亡争取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然而，宋庆龄更多亲自接待的是普通的人民大众。据宋庆龄的挚友爱泼斯坦回忆：“如果说她在‘保盟’活动中作为嘉宾接待的都是一些显要人物，那末到‘保盟’总部来并受到欢迎的则都是普通人。中国工会工作者来送个人或集体的捐款。还有外国工会工作者——美国或其他国家船上的海员每次送来的捐款少则几十美元、多则一两百美元，都是在来香港的航班上向工友们募集、或在出发港口的工会会所里募集的。有一位名叫约翰·科米尔的美国海员，每次他的船到香港，总要送捐款来。这样的客人总要坐下来聊一会儿。他们听到敌后游击队斗争的事迹，都很有兴趣，临走总要热心地带一些《保盟通讯》和其他文字材料去，分送给船上同事和朋友们看”（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399页）。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信赖宋庆龄所领导的“保盟”公正、廉洁和高效率，愿意通过“保盟”使自己的捐助能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宋庆龄对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管数额大小，都在收据上亲笔签字，并在“保盟”《通讯》上定期公布。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8日，日军侵占香港。在日军到达前几小时，宋庆龄搭乘从香港至重庆的最后一班飞机撤离香港。不久，她在重庆恢复了“保盟”组织，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战斗。
历史在前进。宋庆龄创办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方针和任务。抗战胜利后，“保盟”在1945年12月于重庆宣布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于翌年初迁回上海，它的新时期的任务是为缔造新中国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50年8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其宗旨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53－54页）
今天，宋庆龄亲手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正在蓬勃发展。宋庆龄的精神被继承和弘扬。
宋庆龄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操永远鼓舞着人们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
